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范例(3篇)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范文篇1

[关键词]语言；文化；差异；英语；口译

[中图分类号]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3-0143-02[ZW（N]

[作者简介]丁颖（1980―），女，湖北崇阳人，本科，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口译过程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主要任务是处理两个语言系统之间的沟通障碍，并用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表达出来。翻译人员要能够察觉到语言背后的文化信息并将它快速、准确地转换成目标语言，顺利实现交际。

一、中国和西方国家间的一般文化差异

（一）历史的差异

奈达认为：“多方面的文化差异是比语言翻译的差异更大的问题。”事实上，一些词语富有深刻内涵的解释是由于独特的文化元素造成的。历史文化的差异在这里指的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和社会遗产的文化积淀，往往体现在典故、谚语、成语、俗语等语言中。在处理这些语言时，需结合源语言的文化精髓，尽可能避免过于冗长的解释。

（二）生活习惯的差异

回顾历史，每个国家都经过不同的道路实现了人类文明社会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民俗文化是指由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形成的文化，它渗透在日常生活和交际活动中。对于中国和英国，有很多习惯、社会礼仪、利益和禁忌等方面的差异。

（三）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积累和长期的渗透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因此，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价值观。根据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的研究，人们在个人主义文化价值的刺激下发展享乐主义、权力、自我，而在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引导下发展传统、整合、仁义。

（四）非语言交际差异

非语言交际不同于其他词语本身各方面的交流，它包括表达方式、特定环境下的意义以及影响个人形象和互动模式的对象（服装、珠宝、家具等）等。在口译过程中，译员根据语音包括非语言的交际完成一个完整的上下文翻译。非语言交际可以被视为一种帮助理解上下文信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忽略非语言沟通过程，要特别注意双方的文化差异。

（五）口译中的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偏差

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逐步形成了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一般来说，在一种语言中找到另一个表面上的意义很容易，但可能很难找到与其文化等值的具体表达。由于人们大多遵循既定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化规范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口译过程中很容易会产生理解偏差。

二、口译中处理文化差异的应对策略

寻找到具体的应对策略，明确翻译的基本原则和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很有必要的。中国著名学者严复提出，翻译的三大基本原则是信、达、雅。然而，由于口译的即时性特点，不允许译员在言语和语言风格上左思右想，因此，很难做到翻译的优雅性。口译更现实的标准是准确、流利和及时。口译的主要任务是及时沟通并传达文化内涵。根据对方语言的特点和标准，应试图找到理解最贴切、自然的对等。

（一）归化和异化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是一种广泛采用的技巧。归化是指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使译文通俗易懂。异化在翻译上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

许多学者认为归化应作为应对口译中文化差异的主要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合理和明智的。可如果译员发现听众对此不能足够了解，应该试图找到目标语言中最接近的表达，或者容易被受众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

（二）寻找自然的对等

在处理文化差异时，寻求天然等价物永远是最可取的策略，因为它最大程度地代表了目标语言的源语言信息。一般来说，自然的对等可以从下面三方面实现。

1.音译

有一些物或事是不能在其他文化中找到的，如汉语和英语间就存在大量无法找到对应物的事物，这类事物的翻译是使用音译的方式传播到别的文化中。

在中国，“饺子”和“包子”是不同的食物，但它们都被解释为“dumpling”，而英语里“dumpling”的意思是甜面团包裹着的水果。因此，如果“饺子”和“包子”被解释为“dumpling”，从来没有见过“饺子”和“包子”的人就会产生误解。于是它们被音译为“[WBX]jiaozi”和“baozi[WBZ]”。同样的，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话语也有来自英语的音译词，如“咖啡”（coffee）、“基因”（gene）、“因特网”（Internet）等。

2.按字面意义解释

字面解释定义，也被称为直接的解释。当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文化内涵可以用相同或相似的词表达时，可以直接按字面意义解释。

3.根据内涵解读

当一个词或表达找不到与目标语言等价的相同的意义和形式时，它的解释往往放弃原文的形式，根据源语言内涵来解读。

（三）掌握全面的口译技巧并灵活运用

在口译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一直是平稳准确解释的主要障碍。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英语和汉语间的综合研究不可能实现。为了克服文化对口译译员产生的困难，提炼普遍适用且有效的方法对每一次口译过程都十分重要。因此，口译人员应熟悉所有的应对策略并灵活使用。

三、结束语

随着中西方交往的日益增多，口译活动已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多领域的艺术、医疗卫生、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口译服务需求不断增长的原因。在中国，翻译已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这些特定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重点关注文化的多样性研究，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李雷芳，龚奕轩.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07（5）.

[2]谢美蓉.谈外语教学与文化导入[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07（5）.

[3]谢美蓉.试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06（5）.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区域差异；贡献度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01-09；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

能源是社会发展及人类生存所依赖的重要物质基础，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1]。在一些发达国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已经超过工业能源消费，并随着人口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增加，成为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重要贡献者[2]，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中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远高于农村[3]。我国疆域辽阔，各区域资源禀赋与自然条件的不同造成了区域间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4]。研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性对于我国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区域能源消费政策和居民节能政策，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降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对于生活能源消费的研究较少，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性问题的探讨更是鲜见，大多数学者主要考察了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问题。张艳东、赵涛（2015）[5]运用泰尔指数法在三大地区与富裕度分区两种方式下对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问题进行分析，并考察了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程度；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对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进行了分解并进一步考察了其影响因素。从分区方式来看，大多数学者采用传统的东、中、西三区域分区方式或直接以省域为研究单元[7][8]，邓吉祥等（2014）[9]根据《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区域划分方法，将中国划分为区域，此分区方式有利于进行详细的区域经济统计、研究和区域发展政策分析。在对区域差异问题进行研究时，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基尼系数、极差和变异系数等方法，使用泰尔指数的较少[5][10][11][12]，泰尔指数的优势在于不仅可以度量整体差异水平，还可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13]。

为了测量中国各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空间差异及其变动趋势，本文选择区域分区方式，采用泰尔指数法，并以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进行对比，研究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城镇人口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影响。同时，本文考察了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并据此对不同区域实施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提供借鉴与参考。这对我国制定符合各地区实际的节能目标、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测度方法与指标选择

（一）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法对我国不同区域间以及区域内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17]进行测度。泰尔指数最初由泰尔（Theil）用来计算区域间收入的差异性与不平等性[14][15][16]，借鉴泰尔（Theil）、考埃尔（1980）[18]、彭定S和陈玮仪（2014）[19]关于泰尔指数的研究成果，构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为反映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总体泰尔指数；i表示第i省份；N表示省份总数；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康晓娟和杨冬民（2010）[13]等学者运用泰尔指数测度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时，运用能源总量数据进行计算，本文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用E表示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X表示计算泰尔指数的权重变量。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13][20][21]，本文以某年中国城镇居民总收入（或中国城镇总人口）作为权重；Xi、Ei分别表示第i省份的城镇收入（或城镇人口）、城镇能源消费量。将以城镇居民收入、城镇人口作为权重计算的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别记为T（UI）、T（P）。根据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可知，当某地区变量Xi占全国比例与该地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Ei占全国比例越接近时，泰尔指数越小，此时表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与该变量的发展更具有相似性，匹配程度更高。

式（2）、（3）和（4）中：Tw、Tb分别表示反映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的泰尔指数；j表示区域序号；Nj和M分别表示第j区域和区域总数量，Ni表示第j区域的省份总数量；Twj表示第j区域的泰尔指数；Xj表示第j区域的城镇收入或人口总量，X、E含义同公式（1）；Ej表示第j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Xij表示第j区域内第i省份的城镇收入或人口总量；Eij表示第j区域内第i省份的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为体现^域内部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程度，分别定义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b、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w、第j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j，计算公式如下：

（二）数据处理

采用将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中的各项能耗折算成标准煤的方法[22]，本文计算得出2000年―2012年中国29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总量，由于宁夏、自治区、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数据难以获得，为保证数据具可比性与连贯性，这五个地区不包括在内。城镇生活各类能源消费量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城镇居民收入与人口、CPI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使价格具有可比性，以2000年为基期，利用各省每年CPI将各省份收入折算成实际值。根据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参考国家信息中心的划分标准，将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区域，作为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演变分析的基本单元[23]。划分结果为：东北区域，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京津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北部沿海区域，包括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区域，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南部沿海区域，包括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北区域，包括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南区域，包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

二、两种权重下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泰尔指数分析

泰尔指数的大小体现了考察范围内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大小，根据其时间序列可以清晰看出差异在各年份变动的动态过程。根据公式（1），运用2000年―2012年全国及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收入和人口数据，分别计算出以城镇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泰尔指数T（UI）、T（P）。以折线图表示出的2000年―2012年期间两种权重下总体泰尔指数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

图1显示：（1）两种权重下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均呈现波动中下降的态势，且日趋平稳。例如，收入权重下总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63降为2012年的045。这是由于“十一五”以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实施也引起了能源消费地区差异性的降低，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技术进步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

（2）以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2000年―2012年期间，T（UI）始终大于T（P），其均值为050，这说明我国各区域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与其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二者差距较大，但与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较为接近。从实际数据来看，以东部沿海区域为例，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12年间在10%―14%之间，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在14%―16%之间。但由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区域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其居民收入占全国的比例在17%―21%之间，可以明显看到东部沿海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与其城镇居民收入占全国比例的差距大于与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其他区域也存在类似情况。以上分析说明城镇居民收入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更能揭示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以人口为权重则部分掩盖了这种差异，但是城镇人口与生活能源消费量发展相似性更强。

三、两种权重下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析

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在两种权重下的泰尔指数如表1、图2和图3所示。

表1显示了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及其演变趋势。根据其不同的演变趋势，可将区域泰尔指数分为两类。西北区域和东北区域为第一类，其泰尔指数皆在2000年―2005年波动式下降，而在2005年―2012年期间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即该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近年来逐渐扩大。从原始数据来看，2005年辽宁与吉林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差值为48753万吨标准煤，而2012年该数值达到了95742万吨标准煤。京津区域、北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西南区域为第二类，其泰尔指数在2000年―2012年呈现波动式下降的趋势，即这些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不断缩小。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的区域为欠发达的西北区域以及取暖制冷需求较为强烈的东北区域。西北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的原因是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新疆、内蒙古与山西、青海等地区能源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东北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与东北三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紧密相关，由原始数据计算可知，2012年经济发达、城镇人口众多的辽宁省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占东北区域总量的4080%，而吉林省仅占1818%。

从数值来看，在八区域中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内部差异较大的为西南、西北和南部沿海区域，生活能源消费内部差异较小的是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区域。2000年―2012年城镇化率高的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以及城镇化率较低的西北区域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即与居民收入水平相比，这些区域城镇人口的差异对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为显著。由原始数据可知，南部沿海区域的广东省2012年城镇人口为714036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为282157万吨标准煤；而海南省仅为45746万人，生活能源消费量仅为11315万吨标准煤。而西北区域内蒙古2012年城镇人口为143764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为113216万吨标准煤；青海省仅为27191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仅为14472万吨标准煤。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区域两种权重下泰尔指数均小于全国水平，且与全国情况相反，城镇人口对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大。京津、东北、中部、北部沿海、西南区域均在整体上表现为以居民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即在这些区域城镇人口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发展相似性更强，而省际居民收入的差异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为显著。

本文用各区域单位收入生活能源消费量来体现其生活能源消费利用效率的大小。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可知，2000年―2012年西北、东北、京津区域单位收入生活能源消费量平均值较高，分别为063、048和043，即其生活能源消耗密度比较大，而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较低，分别为022、027和033，即其说明这些地区生活能源消耗密度在区域中较低。

四、两种权重下区域差异贡献度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并进一步分析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程度，根据公式（2）―（4）计算出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如图4和图5所示。

分析图4和图5可知：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体差异主要由区域间差异造成。2003年至今，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始终维持在60%―70%之间，大于区域内差异贡献率，且近年来区域间贡献率在两种权重下均呈上升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区域分区方式下，每个区域包含省份数量较少（京津区域只包含北京、天津，南部沿海区域只包含广东、福建、海南），在这种细致的分区方式下区域内各个省份之间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区域内各个省份之间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因此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差异较小，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较小；而不同区域省份之间由于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差异较大，造成不同区域省份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M差异较大，因此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较大。在地区内差异中，经济发达的京津区域、气候严寒的东北区域能源消费分布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较小，而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内部省际差异是导致区域内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2000年―2012年以居民收入为权重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为05976，大于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05342。

以上数据说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不断出台，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程度差距缩小，但区域间的差距，尤其是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城镇化程度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区域能源消费的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引起的；而区域内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程度的不同；京津区域和东北区域对区域内差异影响较小；收入权重下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大于城镇人口权重下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

五、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受到城镇居民收入、城镇人口的显著影响。由于各个区域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状况的不同，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一）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体差异

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康晓娟和杨冬民[13]运用泰尔指数法测度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结果均显示中国能源消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马晓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源消费强度泰尔指数逐年增大，而人均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则呈现逐年减小的态势。康晓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以GDP和工业增加值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均逐年减小，本文研究结果与其一致，表现为以城镇居民收入和人口为权重的总体泰尔指数均逐年减小，即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且这种差异性逐年减小。

（二）两种区域划分方式比较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以往研究所沿袭的传统东、中、西区域划分方法已经不再符合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因此本文采用国家信息中心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将我国划分为经济区域的做法，此分区方式在区域间经济合理布局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当今市场经济规律、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和自然地理特点，与三区域分区方式相比更有利于实现区域间各种社会资源的整体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结构的战略布局。

（三）两种区域划分方式下分析结果比对

在三区域分区方式下东部地区包括八区域分区方式下的京津区域、东部沿海区域，而西部地区则包括西南区域、西北区域。康晓娟、杨冬民（2010）[13]测度东、中、西三区域能源消费差异后发现，在两种权重下，东部地区泰尔指数较大，即东部地区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消费分布差异表现最为显著，而中西部能源消费区域差异较小。而本文研究结果则显示区域中东部沿海与京津区域泰尔指数较小，即其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分布差异不显著；西南与西北地区在二种权重下泰尔指数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即其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分布差异较大。两分区方式下所得结果有所不同，八区域分区方式对东、中、西三大地区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可研究更为细致的分区方式下中国区域能源分区差异问题。

张艳东、赵涛（2015）[5]和康晓娟、杨冬民（2010）[13]均运用泰尔指数法测算了三地区分区方式下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各个组成部分的区域贡献率，结果均显示三地区分区方式下区域内差异为中国区域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与此不同，本文在区域分区方式下运用泰尔指数对区域贡献率进行分析发现，城镇收入、人口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均为中国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在细致的八区域分区方式下区域间差异对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影响更显著，符合近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情境下区域间差异不断扩大而区域内经济联系愈发紧密的规律。

六、结论与建议

（1）本文根据泰尔指数的测度方法，分别计算了2000年―2012年间以城镇居民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城镇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正在逐渐减小。以城镇居民收入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更能揭示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以人口为权重则部分掩盖了这种差异，即从全国范围来看，与城镇人口相比，区域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刺激更为显著。为减小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应着力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高西南、西北等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减小各区域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另外，还可以通过调整我国城市化推进方式来调控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改变外延式、粗放式的城镇发展模式，并解决因为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种种弊端。

（2）对中国区域能源消费的总体差异进行分解分析发现，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区域的区域间差异。而自2000年以来，区域内部的省际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呈缩小趋势，这说明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以及关于节能减排的各项节能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但由于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我国区域地区间的能源消费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程度居高不下。

（3）从贡献率上来看，区域内差异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内部省际差异引起。而从八区域泰尔指数具体数值来看，西南区域受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西北、南部沿海区域受各省城镇人口差异影响，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比其他区域大。因此，为减小区域内差异，应继续推动促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宏观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强化实施更具有针对性与特色性的微观区域发展战略。

（4）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差异性，决定了地区能源消费必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为减小这种生活能源消费差异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需要颁布具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从而减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的差异。针对区域内差异小的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区域，可采用详尽的节能或能源效率提升措施；τ谇域内差异大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南、西北区域，则要因地制宜采用相应的节能或能效提升措施，并通过普及节能知识与节能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避免这些地区依靠高能耗来换取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则应通过转变城市化推进方式来避免因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的种种能源危机。

参考文献：

[1]张馨，牛叔文.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需求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5）：1-5.

[2]孙涵，周丽娜，郭海湘.中国城镇居民生活完全能源消费的测算及趋势分析[J].研究与探讨，2014，36（4）：40-45.

[3]国家统计局.中国能源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14.

[4]李庆涛.我国区域协调政策发展与实践[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11（1）：16-19.

[5]张艳东，赵涛.基于泰尔指数的能源消费时空差异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29（6）：14-19.

[6]马晓钰，李强谊.中国能源消费时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4，12（10）：110-115.

[7]谭月，黄贤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54-57.

[8]熊永兰，张志强，曲建生，等.2005―2009年我国省域CO排放特征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12，27（10）：1766-1777.

[9]邓吉祥，刘晓，王铮.中国碳排放的时空差异及演变特征分析与因素分解[J].自然资源学报，2014，29（2）：189-200.

[10]唐晓云.生产要素视角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0，30（10）：1741-1745.

[11]曹俊文.中国能源消费水平空间差异及成因研究[J].统计研究，2012，29（10）：59-63.

[12]蔡安宁，庄立，梁进社.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测度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分解[J].经济地理，2011，31（12）：1995-2000.

[13]康晓娟，杨冬民.基于泰尔指数法的中国能源消费时空差异分析[J].资源科学，2010，32（3）：485-490.

[14]Conceicao，PedroK.Galbraith，JamesBradford，Peter.TheTheilIndexinSequencesofNestedandHierarchicGroupingStructures：ImplicationsfortheMeasurementofInequalitythroughTimewithDataAggregatedatDifferentLevelsofIndustrialClassification[M].UTIP（theUniversityofTexasInequalityProject）workingpaper，2000.

[15]Akita，T.DecomposingregionalincomeinequalityinChinaandIndonesiausingtwo-stagenestedTheildecompositionmethod，[J].TheAnnalsofRegionalScience，2003，33（2）：55-77.

[16]胡志远，欧向军.基于泰尔指数的江苏省区域差异多指标测度[J].经济地理，2007，27（5）：719-724.

[17]TheilH..EconomicsandInformationTheory[M].Amsterdam：NorthHollandPublishingCompany，1967.

[18]CowellF.A..OntheStructureofAdditiveInequalityMeasures[J].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80，47（3）：521-531.

[19]彭定S，玮仪.基于消费差距泰尔指数的收入分配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17（2）：30-37.

[20]赵凯.我国城乡消费需求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消费量及消费结构为视角[J].现代经济探讨，2009，23（7）：39-43.

[21]傅崇辉，王文军，曾序春.生活能源消费的人口敏感性分析――以中国城镇家庭户为例[J].资源科学，2013，35（10）：1933-1944.

[2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EB/OL].（2008-06-01）[2016-07-07].

[23]魏一鸣，廖华.中国能源报告（2010）[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4]岳婷，龙如银.我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因素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3，27（11）：57-61.

收稿日期：2016-07-25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语用原则；差异；对比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30-03

一、引言

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文化渊源，与西方文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性，这导致了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语言行为等方面的较大差异。一般来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具有非常不同的心理习惯，对于看似相同的语言表达，中西方民族也许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和判断。这就是说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各自所处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往往也起着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导致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往往容易造成交际双方的言语误解甚至交流失败。

二、中西方语用原则文化差异的根源性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变得日益频繁，英语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主要的通用语言，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学习英语的大潮之中来。但是，在我国，由于英语往往是作为一门外语来学习的，很多人对于英语的学习往往更多的停留在英语的基本表达上，即使已经说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口语，但是，由于人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尤其是对英语的语用原则掌握不多，导致了人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不够真正了解或者融入不到西方文化当中去，从而容易使得交流双方产生误解或者交流不畅的情况。因而，文化之于交流来说，显得如此重要，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对于人的思维和行动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必须按照一定的文化原则来思维和行动，否则就会寸步难行。

中西方文化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是，它们的文化精神渊源却大大不同，从而使得双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1]，而西方文化却主张“天人相分”的观点，这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思想根源所在。此外，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族本位”的核心观念，而西方文化却宣扬的是“个体为本”的中心思想。但是，无论是东方的群体取向，还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取向，都会通过交际双方的言语交际行为表现出来，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气质和文化背景。应该来说，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其实质就是两种文化进行相互斗争、融合与发展的一个过程[2]。

三、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对比分析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语用学属于一种跨学科的语言实用学范畴，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们在特定场景中进行交际的时候，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的情况。换句话说，语用学研究的主要是超越了语句字面含义的意义，亦即话语意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要普遍遵守的两个基本准则就是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这两个言语交际中最为基本重要的原则中的合作原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著名的语言学家Grice提出的。根据他的观点，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为了使得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双方都会自觉遵守合作原则。一般来说，合作原则包含了四个最为基本的准则，即质的准则、量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但是，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人们也会出现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这样，英国语言学家Leech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原则，即礼貌原则[3]。这种原则往往是在人们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情况之下产生的原则，即人们之间的交流需要通过礼貌原则来进行补救。由此可见，人们交际所要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之间是相互联系、交叉使用的。我们要尤其重视这种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语使用规则和原则，对它们进行仔细的对比分析和研究，尽量避免语用原则使用不当造成的交际失败。

一般来说，语用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探讨的主要涉及的是广义的语用原则，它指的就是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要遵循的具有指导性作用的原则，其涵盖面广，涉及的理论众多，它不仅包括了语言学原则，还包括了与实际语言运用紧密相关的修辞学、言语交际学、应用语言学等方面的原则和准则。应该来说，语用原则涉及的分支学科非常多，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交际双方必须掌握好中西方语用原则，才能够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事实上，语用学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属于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理论和体系等都不太完善。但是，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却非常需要了解语用学的相关知识。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即语用学提出了一定的指导性原则；明确语用原则是掌握语用学这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语用原则是语用学这门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所在；研究语用学原则，是我们探讨语用规律的必由之路；研究语用学原则，也是了解语用学这门学科基本特征的突破口。无论语用原则具有多少的指导性、交叉性、层次性和独特性，我们都应该明确地分析其文化差异所在。

（1）中西方合作原则的文化差异

作为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要遵循的“合作原则”，最初是由美国著名的语言哲学家Grice提出来的。根据他的理论，人们在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为了使得交际顺利完成，交际双方都在遵循着某些会话准则，这就是“合作原则”[4]。一般来说，合作原则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基本准则，即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以及方式准则。前三条准则主要关乎“说什么”，第四条则关乎人们“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来说，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会自觉遵守会话的“合作原则”，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尤其是自然、无准备的言语环境中，人们并不严格遵守合作原则。这并不是说人们故意违反该原则，而是为了要产生某种较为特殊的会话含义而不得已为之。这主要是因为影响人们交际行为的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合作原则产生于英语文化背景之下，因而，其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下来，不具有普遍性和可用性。那么，我们就需要牺牲合作原则而使用更加符合我们文化习惯的交际规则来进行言语的交际。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人往往说话言不由衷，常常不得不违背合作原则。究其根源来看，中国人是为了保全礼貌而牺牲真实性，但西方人宁愿保全真实性也不要合乎礼貌性。但是，它们的本质都是遵循了合作原则的，只是遵循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不一致而已，这是因为交际双方的文化存在差异性。我们可以从语言交际的方面和非语言交际的方面来具体探讨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就语言交际方面而言，交际双方的初衷都是要遵循合作原则并努力配合的，但是，由于受到文化背景知识的影响或者出于某种现实的目的，比如说礼貌，交际双方常常会不惜牺牲合作原则来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尤其对于存在着明显差异的中西方文化来说，各自背景下的人们必然对如何使用合作原则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行动。比如说中国人崇尚谦虚和内敛，而这有时在会话中却不得不违反合作原则。西方人更重视个性化发展，基本上能够遵循合作原则，但有时却让中国人感到难以接受。就非语言交际方面而言，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会话准则的取舍往往表现得颇为不一样。比如说中国人对于时间的概念并不那么严格，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往往却奉行严格的时间观。虽说这些并不是什么道德准则，但却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想要顺利进行交际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否则，将会导致交际的失败[5]。

（2）中西方礼貌原则的文化差异

由于人们在进行会话交际的过程中，也会经常出现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从而产生了会话隐含的意义。著名的语言学家Leech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人们为什么要违反合作原则来使得交际顺利进行，这就是著名的“礼貌原则”，它主要是出于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为了显示出尊重对方或者其他人而表明的自我形象和态度。一般来说，礼貌原则包含有六个方面的准则，即策略准则、宽宏准则、赞扬准则、谦虚准则、求同准则以及同情准则[6]。应该来说，礼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人们之间的相处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人们对于礼貌原则的侧重和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虽然说礼貌原则的产生和生长的土壤是英语文化环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也适用于其他各种文化，只是它的适应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西方这种礼貌原则的基础上，我国著名学者顾曰国也提出了专门针对汉语的礼貌原则，即与汉语文化有关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一套礼貌原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以及德、言、行准则五条基本准则。无论是西方的礼貌原则还是我国特有的礼貌原则，它们都是对各自文化背景的强烈反映。比如说，中国人在进行交际的时候，更为常用的是“贬己尊人”准则，因而，他们在进行祝贺与表扬、恭敬与谦虚的时候，往往表现得非常谦虚。而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往往是高兴地接受别人的赞扬之辞，然后表示感谢。他们认为中国人实则谦虚的否定行为却让他们感到不高兴，认为中国人不讲礼貌。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祝贺和褒奖的对象也不一样，中国人很少表扬自己的家庭成员，而西方人只要需要，他们却会赞扬自己的家人。在称谓方面，中西方语用原则也存在差异性。在中国语言中，有很多称谓形式本身就具有礼貌性质，但是，到了西方语言当中，却没有礼貌的含义了。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用“小+姓”的模式来表达对对方的亲切，但是到了西方文化中，却是不礼貌的行为，甚至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在中国，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之一，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老却并不意味着尊敬老人，而是表示无用。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不能随意地去帮助一个老人，因为这会引起老人的愤怒，而非高兴和感激。[7]还有，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为了求同和面子，有时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讲“面子”。但是，到了西方文化中，其所说的“面子”并不完全跟我们所说的面子一致。在西方文化中，面子包含了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所谓的积极面子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与喜爱，而消极面子指的是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即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约束和影响。比如在西方文化中某些“邀请”是不礼貌的，但在中国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把“邀请”这种行为列入不礼貌的行为之说[8]（P624、333）。

[参考文献][1]Grice，H.P.LogicandConversation[M].inGrice，H.P.（1989），orinCole，P.andMorgan，J.（eds.）SyntaxandSemantics，Vo.l3：SpeechActs.NewYork：AcademicPress，1975.

[2]Hall，E.T.BeyondCulture.GardenCity，N.Y.：AnchorPress，1976.

[3]Leech，G.PrinciplesofPragmatics[M].London：Longman，1983.

[4]Levinson，S.C.Pragmat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5]高灵丽.汉英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冲突[J].洛阳工学院学报，2001，（4）.

[6]金立.合作与会话——合作原则及其应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